数字经济深度赋能城市发展，居民即时性服务需求持续升级，催生了快递员、外卖员、网约车司机、网约家政员等新就业群体。数据显示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已达约8400万人，成为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。他们以高频流动、即时响应为特征，承担着物资配送、生活服务保障等基础性职能，是维系城市正常运行、满足群众日常需求的关键支撑。
然而，这一群体在进入居民小区、商务楼宇等封闭管理场所时，普遍面临“进门难”困境：外卖员配送进门难、快递员投递进门难、网约车司机小区停车难。各类障碍虽场景不同、表现各异，但其根源高度一致，既关乎新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与职业尊严，也折射出基层治理的深层矛盾，考验着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与社会包容度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“进门难”背后潜藏着明显的就业歧视，外卖员因曝光度高而尤为突出，快递员、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同样遭遇不同程度的职业偏见，既伤害劳动者尊严，也违背社会公平正义。
新就业群体能否顺利融入城市，直接关系社区和谐与社会稳定。诉求长期得不到回应，容易积累负面情绪，但这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。只要坚持科学治理、精准施策，就能实现多方共赢，不必过度放大问题焦虑。
破解新就业群体“进门难”，核心要坚守“先让进、再优方式”的治理逻辑：先保障基本通行权，再优化管理方式；在“如何进”的问题上兼顾多元诉求，在满足新就业群体效率需求的同时，回应居民安全关切。当前居民诉求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性：一方面高度依赖即时配送带来的生活便利，习惯“足不出户、万物到家”；另一方面又对人员频繁进出产生安全焦虑与秩序担忧。这种矛盾心理使得部分居民对新就业群体产生抵触，甚至支持歧视性管控，成为“进门难”的重要推手。
从理论维度看，这一问题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检验，集中体现了协同治理、服务型治理、精细化治理在数字时代的实践张力；从实践层面看，它直接关系千万劳动者权益，是衡量城市包容度、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尺。深入剖析“进门难”的治理逻辑、实践路径与长效机制，不仅是对基层治理理论的拓展，更是对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、城市包容发展的时代回应，其意义早已超越“能否进门”本身，承载着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、构建社会共治共享格局的使命。
就业歧视的危害不容忽视，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33名应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，64.9％的受访应届生表示求职中遇到过歧视，性别歧视、学历歧视、乙肝歧视等屡见不鲜，女大学生郭晶因“限男性”招聘要求被拒录、乙肝病毒携带者高先生被公司拒绝录用等案例，凸显了就业歧视的现实影响。唯有摒弃歧视，才能真正实现新就业群体的体面劳动、尊严生活。
一、骑手“进门难”的基层治理矛盾投射
基层治理的核心，是平衡多元利益、化解矛盾冲突，实现秩序与活力的统一。从治理理论视角看，骑手“进门难”本质上是传统科层制、管控型治理模式与数字时代灵活化、流动化劳动形态的结构性冲突，是治理理念上“管控”与“服务”的博弈，也是城市公共空间分配中“排他性”与“包容性”的价值选择。这一看似骑手、物业、居民之间的局部摩擦，集中反映了基层治理三大核心矛盾：管控与服务、安全与便利、传统与创新，是治理体系滞后于新业态发展的集中显现，也是数字经济时代基层治理转型面临的共性挑战。
摩擦背后，除治理理念偏差外，还夹杂着对新就业群体的身份偏见与职业歧视，使“进门难”从单纯管理问题，演变为带有不公色彩的群体排斥。与此同时，社会层面广泛存在的“算法恐惧”，进一步加剧歧视与排斥，成为“进门难”的隐性推手。所谓算法恐惧，是社会对人工智能替代就业的焦虑，这种非理性的焦虑被转嫁到依赖平台算法调度的新就业群体身上，他们被简单等同于“可被AI替代的低端岗位”。麦肯锡报告指出，到2030年，AI和自动化可能使高达30％的工作时间被替代，重复性工作将加速淘汰，邮递员也被列入易被替代岗位清单，这种认知偏差加剧了职业偏见，让基层治理陷入“管控优于服务”的误区。
新就业群体高频次、快节奏的空间使用需求，与基层“封闭管控、静态管理”的传统模式形成尖锐对立。传统治理以风险防控为导向，新就业群体以通行便捷为刚需，价值导向差异构成“进门难”的核心症结。部分基层管理者、物业及居民因职业偏见刻意设置障碍，使本可通过精细化管理化解的矛盾进一步激化。
从具体表现看，新就业群体“进门难”呈现多重障碍叠加、场景差异明显的特点：居民小区繁琐登记、商务楼宇严格限制、高校校园“一刀切”管理，既拉低工作效率，也频繁引发纠纷，甚至出现针对性歧视性管控。背后是多方诉求失衡：物业以安全为名实施差异化管理，居民在便利依赖与安全焦虑间摇摆，新就业群体则因缺乏制度保障与社会认同而处于弱势。外卖员因曝光度相对更高而获得一定关注，快递员、网约车司机、跑腿人员等群体的诉求则更容易被忽视。这种三方失衡，既是基层协同治理不足的表现，也是就业歧视在基层治理中的现实投射。
此类矛盾并非个案，而是基层治理的共性困境。传统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，与新就业形态高度适配性不足，叠加算法恐惧带来的认知偏差，使部分人将骑手、快递员标签化为“低端劳动者”“可替代群体”，进而产生排斥心理，让“进门难”从管理问题升级为群体排斥。这种认知偏差不仅加剧职业歧视，更让基层治理陷入“重管控、轻服务”的误区，阻碍“先让进、再优方式”治理逻辑落地。
二、新就业群体融入困境与基层治理适配短板
“进门难”问题长期难以根治，根源不仅在于传统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，更在于新就业群体城市融入的系统性困境，以及基层治理体系与新型劳动形态的结构性不适应。数据显示，我国灵活就业人口已达2亿人，占全国人口14.3％。部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面临收入不稳定、保障水平偏低等问题，加之工作高度个体化、原子化，集体归属感与城市融入感普遍较弱。“进门难”作为空间准入障碍，直接阻断其社会融入进程，强化“城市过客”心态，而就业歧视则是其中最突出、最直接的梗阻。
传统管理模式路径依赖，治理效能偏低。长期以来，基层对封闭空间的管理以安全防控、秩序维护为核心，形成“封闭管控、静态管理”的路径依赖，在数字时代明显水土不服。更突出的问题是，部分管理者与物业仍残留“身份等级”思维，将灵活就业人员视为“低价值群体”，不认可其劳动贡献，进而采取差异化、歧视性管控措施，既体现治理理念滞后，也反映公平意识缺失。
不少物业过度放大安全风险，简单采取“一刀切”禁入，漠视“先准入、再优化”的合理思路，既违背便民初衷，也损害居民体验，陷入“管控越严、矛盾越多”的循环。在治理理念上，部分主体将新就业群体简单归入风险防控对象，未将其视作城市民生保障的重要力量，“重管控、轻服务”的倾向为就业歧视提供了土壤。在治理手段上，人工登记低效、门禁系统与服务场景脱节，难以适配即时配送的快节奏需求，进一步拉低治理效能。同时，算法焦虑的蔓延，也让部分管理者忽视新就业群体的不可替代性，放松权益保障，默许歧视性管理存在。
物业管理层面问题尤为突出：部分物业服务意识薄弱，将管理等同于管控；有的消极执行便民政策，变相设置通行门槛；有的直接按职业划分通行权限，构成事实上的就业歧视，成为新就业群体融入的重要障碍。
城市融入不足，加剧治理矛盾。新就业群体为城市运转提供关键支撑，却未能充分纳入城市服务与治理体系，就业歧视更使其融入雪上加霜。他们常被标签化为“外来人员”“临时人员”，劳动价值不被认可，尊严得不到尊重，“进门难”正是这种排斥的直观体现。外卖员在高档楼宇被刁难、快递员被禁止入内、网约车司机因个别事件被集体污名化、跑腿人员随意被阻拦等现象屡见不鲜，形式不同，本质都是对劳动平等的漠视。
从群体自身看，新就业形态灵活化、去组织化、高流动的特点，使从业者缺乏稳定归属与预期，易产生疏离感。需明确的是，当前外卖骑手的保障体系已逐步完善，权益保障不足的短板主要体现在快递员、网约车司机、跑腿人员等其他群体身上。新就业群体还面临劳动关系模糊、社保不足等劳动保障堵点，而就业歧视则源于社会认知偏差、传统就业观念束缚，部分人以“职业高低”划分人群，将新就业群体与“低端、可替代”划等号，进而产生排斥行为。算法恐惧进一步强化这一认知偏差，让部分人认为新就业群体“无需被重视”，不愿配合便民措施，加剧群体摩擦。
同时，面向新就业群体的社会支持体系尚不健全，权益维护、技能提升等服务供给不足，舆论引导力度不够，使其难以实现从“城市服务者”向“城市建设者”的转变。各地建成的“红色驿站”“暖新驿站”虽有成效，但服务多聚焦于外卖员，对快递员、网约车司机等群体覆盖有限、精准度不足，难以从根源上消除就业歧视与融入困境。
多方协同治理机制缺失，难以形成治理合力。协同治理的关键在于多方联动、利益平衡，但在“进门难”治理中，各方主体往往各自为政，协同格局远未形成。社区统筹协调不足，缺乏常态化协商机制；物业改革动力弱，偏好简单管控，甚至推行歧视性措施；居民参与渠道不畅，部分人受偏见与焦虑影响加剧对立；政府部门职责划分不够清晰，对物业监管、反歧视宣传、算法规范等工作存在短板；社会组织桥梁作用发挥不充分，难以有效衔接政府、平台、社区与劳动者。当前治理多以短期应对为主，缺乏系统思维与长效机制，难以从根本上破解困境。
三、完善基层治理与推动群体融入的实践路径
近年来，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政策，为破解“进门难”、促进新就业群体融入提供了制度支撑。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促进即时配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明确不得无故限制配送人员进入；2025年八部门联合发文，就便利新就业群体进出小区、优化通行服务作出硬性规定。北京、上海、湖北等地相继出台实施细则，严禁设置歧视性障碍，从政策层面保障新就业群体通行权与发展权，也为破除歧视、化解算法焦虑提供了遵循。
在实践中，各地探索形成一批低成本、可复制、实效强的做法，实现物业、居民、新就业群体三方共赢。同时，推进受阻案例也反映出问题复杂性：老旧小区因资金与共识不足难以改造门禁，高档小区因居民焦虑抵制便民措施，部分城市政策“一刀切”忽视群体差异，数据互联试点因安全与信任问题推进困难，均说明构建长效治理体系的紧迫性。
四、长效治理体系：从“解决问题”到“构建生态”
以实用技术提升通行效率，是破解“进门难”的直接抓手，也能从源头压缩歧视空间。各地推广统一通行码、订单核验等低成本方式，大幅提升通行效率：武汉部分小区打通平台数据，骑手、快递员可3秒快速通行；襄阳“小哥码”、泰顺刷脸通行等模式，在保障效率的同时保护个人隐私。针对老旧小区，完善楼栋指引、路线标识等配套，解决找楼难、绕行远等问题，真正以科技赋能治理、服务惠及民生。部分地区探索将平台信用与社区通行权限挂钩，用透明机制对冲算法不透明带来的偏见，重塑社会对新就业群体的职业认同。
坚持因地制宜，推动治理数字化、精细化升级。短期举措可缓解“进门难”表象，要实现新就业群体深度融入与基层治理现代化，必须构建系统性、长效性治理体系，主动对接新质生产力、人机协同等发展导向，推动治理从“被动应对”转向“主动服务”。新质生产力离不开新型劳动形态支撑，新就业群体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重要纽带，其权益保障与城市融入程度，直接关系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。抽样调查显示，当前超过40％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不足，破解“进门难”、消除就业歧视，本质上是为高质量充分就业扫清障碍。
新就业群体是连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“神经末梢”。他们穿梭于城市街巷，将线上订单转化为线下服务，把数据指令落地为实物交付，是数字经济闭环的关键一环。阻碍他们进门，本质上是阻断了数据流与实物流的高效耦合，是对新质生产力的一种无形损耗。这不仅降低了城市运行效率，也削弱了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实际效能。
更重要的是，以技术升级推动理念转型，引导基层与物业树立“服务优先”思维，尊重新就业群体劳动价值，让技术成为便民工具而非管控手段。同时，要前瞻性应对人机协同带来的治理新挑战：随着无人配送车、配送机器人逐步试点，“进门主体”将从“人”扩展至“人机协同”，通行权限、安全责任、隐私保护等规则亟待完善。若缺乏提前布局，可能出现“设备易进门、人员难进门”的新失衡，甚至加剧对在岗劳动者的歧视。
在制定社区准入规则时，应确立“人机同权”原则，不能仅以“自动化程度”作为准入标准，必须保留人类服务者的必要通道。同时，构建“人机互补”场景，明确机器负责标准化配送（如大堂到电梯），人类负责非标准化服务（如爬楼、特殊沟通），让技术成为骑手的“外骨骼”，而非替代者。
强化政策刚性，完善权益保障体系。针对改造资金不足、区域发展不均等问题，坚持分类施策，优先推广零成本、低成本通行措施，对老旧小区与困难物业给予资金支持。借鉴北京、株洲等地经验，推动通行系统互联互通，减少重复登记、多头验证。通过技术手段减少人工自由裁量，从源头压缩歧视性管理空间，严格落实“先让进、再优方式”，平衡安全与便利。
将新就业群体融入纳入城市发展整体规划，兼顾不同群体需求，重点补齐快递员、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社保、职业伤害保障等短板。自2022年起，我国在17个省市开展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，一批骑手、网约车司机在受伤后获得切实保障。上海推行待遇“免申即享”，厦门推出“益鹭保”普惠保障，切实推动“劳有所得、干有所尊、难有所帮”。
同时，将反就业歧视纳入基层治理考核，倒逼社区、物业摒弃歧视性做法，维护劳动平等。针对算法不透明、算法焦虑蔓延等问题，完善平台算法监管规则，提升透明度，明确平台在通行协同、权益保障中的责任，让算法赋能治理而非加剧矛盾。
深化协同治理，构建包容融入生态。打通政策落地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明晰各方责任，建立常态化监督机制，对无故阻拦、设置歧视性门槛的行为严肃整改。畅通多元维权渠道，重点完善快递员、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维权机制，引导劳动者通过企业协商、行业调解、工会介入、司法救济等方式依法维权，建立歧视问题快速响应处置机制。
深化社会融合，加强舆论引导：一方面弘扬“劳动无高低、职业无贵贱”，破除职业偏见；另一方面普及算法常识，化解算法焦虑，让社会认识到，算法仅承担调度辅助功能，骑手、快递员的现场判断、人文沟通、应急处置能力难以被AI完全替代。快递末端配送、外卖复杂场景服务等高度依赖人工，人工智能短期内无法实现全面替代。
扩大暖新服务阵地覆盖面，提升精准度，推动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，通过积分激励、荣誉表彰等方式增强其归属感，实现从“城市过客”到“城市主人”的转变。
衔接时代导向，预判未来挑战，提升治理格局。以制度固化协同机制，依据相关政策文件，厘清政府、社区、物业、居民、平台、劳动者各方权责，根据用工关系类型分别明确权利义务。加强正向激励，对破除就业歧视、优化通行服务、参与人机协同试点的主体予以表彰，激发治理内生动力。完善协商对话机制，畅通诉求表达，推动基层治理从“单向管理”走向“双向互动”。
紧扣“发展新质生产力”“健全灵活就业服务保障”等国家导向，将破解“进门难”、消除就业歧视置于优化营商环境、推动新业态高质量发展、夯实共同富裕基础的战略框架中，凸显新就业群体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。系统预判未来挑战：群体结构更趋多元、歧视形式更趋隐蔽、算法应用持续迭代、城市治理要求不断提高，为此需建立动态调整的治理体系，加强政策储备，始终坚守“先让进、再优方式”，实现基层治理与群体融入长期双向赋能。
结语
骑手“进门难”并非孤立的微观问题，而是数字时代基层治理矛盾、新就业群体城市融入困境与隐性就业歧视的集中显现，也是算法焦虑与技术变革给社会治理带来挑战的现实缩影。从理论维度看，它检验着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成色；从实践层面看，它关乎千万劳动者的尊严与权益。当前外卖骑手权益保障已有明显改善，但就业歧视现象依然存在，且社会关注多集中于外卖行业，容易忽视快递员、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的共性困境，亟待全面正视、系统施策、一体解决。
从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大局审视，新就业群体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、构建橄榄型社会的重要力量。即时配送、网约车等新业态为普通劳动者打开了稳定增收之门，而“进门难”、就业歧视等问题却在制约其向上流动，既影响社会公平，也不利于内需释放与经济循环。畅通发展通道、消除身份歧视，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，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。
算法恐惧与岗位替代焦虑，本质上是技术变革进程中的认知滞后。新业态并未被人工智能全面替代，反而持续创造海量就业岗位。以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已超千万，平台经济与数字生态持续吸纳劳动力、稳定就业大盘。算法是服务生产生活的辅助工具，绝非劳动者的对立面。唯有规范算法运行、加强正向引导、破除认知误区，才能真正消除偏见与歧视，为新就业群体营造包容友善的发展环境。
破解“进门难”、破除就业歧视，表面上是打开小区楼宇的物理大门，实质上是要打开治理优化的理念大门、社会包容的心理大门、公平正义的文明大门，以“三门共开”促进新就业群体更好融入城市社会。这一过程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强化政策刚性约束，深化多方协同治理，注重细致人文关怀，在安全与便利、秩序与活力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。
山东“骑鲁通”、湖北大冶刷脸通行、北京“骑手友好社区”等实践充分证明，坚持以人为本、精细治理、包容共生，就一定能有效破解“进门难”、消除就业歧视，让新就业群体实现体面劳动、尊严生活，真正扎根城市、融入城市、奉献城市，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、构建社会共治共享格局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源源不断的温暖力量与坚实支撑。(秦川 华南理工大学 零工经济研究中心智库 研究员)